盡管美國當選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曾經承諾將把蘋果iPhone的制造崗位轉回美國，但無論從經濟還是產業結構的角度來看，這都不是一個可行的選擇。

特朗普想把iPhone生產轉回美國？恐怕沒那么容易

特朗普最著名的承諾之一便是他的政策將迫使蘋果將iPhone生產制造工作遷回美國。由于iPhone自始至終都沒有在美國生產過，因此所謂的“遷回” 也就無從談起。

且不說iPhone的價格是否會因此上漲，單純從可行性的角度來看，這都是一個完全無法兌現的承諾。

經濟因素

特朗普的邏輯是，如果針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施加更高的關稅，那么生產自然會轉回美國。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畢竟還有很多生產成本更低的地方可以選擇。與此同時，美國幾乎不可能找到一個能夠提供這么大產能的“窮鄉僻壤”。

但最關鍵的問題還在于經濟。我們完全沒有任何理由希望iPhone能夠在美國本土生產。事實上，真正昂貴且有用的零部件已經在美國生產，還有一部分來自日本，中國只不過扮演了組裝商的角色——這部分微不足道的流程根本不值得擔憂。

還可以換個角度來看：經濟的主要目的是創造價值，而iPhone的“生產”過程根本不應該吸引我們的興趣。

但特朗普的確曾經表示，所有的生產流程都將遷回美國：“我希望讓蘋果電腦和iPhone的所有生產流程都在美國完成，而不是在中國進行。”他今年3月說，“如果都在中國生產，能給我們帶來什么幫助呢？”

這位當選總統甚至威脅要向中國征收45%的關稅。

《福布斯》雜志編輯約翰?康（John Kang）指出，這或許不會產生太大影響：“這種簡單粗暴的戰略存在一個漏洞：為了避開特朗普對中國收取的高額關稅，蘋果可以輕而易舉地將產能轉移到另外一個國家——那里的成本甚至比中國還低。”

越南便是最有可能的選擇之一，但美國本土卻很難找到合適的地方。專家表示，雖然從理論上講，iPhone完全有可能在美國組裝，但實際操作起來卻非常困難，因為很難將遍布亞洲各地的電子產業鏈全部轉移到西方。

雖然iPhone是在加州設計的，但蘋果的存儲芯片卻是從韓國采購的。而作為iPhone成本最高的元件，顯示器同樣來自日本。最終的組裝工作由富士康與和碩在中國大陸完成。蘋果還聘請美國供應商在該國生產玻璃和無線電元件。

但最重要的還是經濟因素。常規的拆解分析顯示，每部iPhone包含的勞動力成本約為七、八美元。這就是組裝一部iPhone的“生產”成本——這部分工作都在中國大陸完成。

屏幕來自日本或中國臺灣，芯片來自得州的三星美國公司，設計都在蘋果總部完成。換句話說，iPhone最大的利潤基本都被美國拿下了。

再來考慮一下組裝成本的重要性。按照每部iPhone制造成本7美元，每年銷售2億部計算（雖然并不精確，但肯定非常接近）計算，每年對應的工資總額達到14億美元，但它的分母卻是高達18萬億美元的美國經濟總量。由此得出的比例僅為0.008%。換句話說，即使蘋果將生產全部轉回美國，我們也完全不會注意到任何變化。

有人或許會說，美國的工資高于中國，所以實際影響會更大——美國的電子產品組裝工作的小時工資約為十三美元，而中國全天僅為三十美元。換句話說，美國的工資約為中國的三倍，對應的總額約為52億美元。但與美國龐大的經濟總量相比，仍然可以忽略不計。

最后，還應該注意其他一些問題。作為一家以盈利為目的的公司，蘋果的產品定價已經達到人們所能接受的極限。所以，即使成本上漲，價格仍然無法增加——這就意味著蘋果的利潤率會因為成本上漲而受到沖擊。換句話說，從經濟角度來講，美國的貿易地位無法得到任何改善。

由于這家公司的利潤已經流入到美國經濟體系內（沒錯，即便是那些尚未匯回美國的利潤也已經計算到國民經濟總量中），而額外的工資則要從這一部分中扣除。

簡單來說，讓蘋果將iPhone生產轉回美國國內完全沒有任何意義，更沒有必要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而制定任何政策。

產業結構

我在一個專門生產鋼鐵的小鎮長大，所以我完全理解失去制造業對一個地方意味著什么，也完全明白由此產生的重大影響。我很理解為什么有那么多人強烈呼吁復興美國制造，因為在制造業繁榮的時期，的確有許多人過著比現在更好的生活。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那些制造崗位再也不會回來。

部分原因在于，生產高科技產品的許多稀土材料都產自中國。由于中國對稀土出口施加了嚴格的控制，迫使很多海外企業重新開礦，但這些稀土礦現在都陷入財務困境。即便是在中國，由于供給過剩導致價格下跌，很多稀土企業也面臨困境。

盡管如此，中國仍在控制稀土的生產和出口。

當然，如果特朗普針對中國施加45%的關稅，那么將制造業轉回美國所產生的財務影響可能發生重大變化。然而，即使忽略由此產生的貿易戰，高技能生產崗位也未必會因此轉回美國。巴西就是前車之鑒。

巴西的高額進口關稅迫使蘋果和富士康在當地開設工廠。全世界唯一一條沒有設在中國的iPhone生產線就在圣保羅附近。與在中國制造并在美國銷售的iPhone相比，巴西的iPhone售價仍然高出足足一倍。

然而，除了不斷擴大的赤字外，巴西政府當年為了引入蘋果和富士康年而提供的各種稅收和激勵政策并沒有發揮任何成效。當地政府5年前預計將會因此創造10萬個就業崗位，但實際只實現了一小部分，巴西國內承接的制造崗位幾乎都是沒有技術含量的工作。

由于工資上漲、生產效率降低，富士康也開始大舉投資發展自動化技術——這一點與二十世紀后半段的許多美國企業一樣。換句話說，即使蘋果將iPhone的生產轉回美國國內，你所買到的iPhone也并不是“美國制造”，而是“美國組裝”。

即便蘋果等企業希望將真正的生產工作遷回美國，恐怕也難以招募足夠的工人來承接這些任務。庫克2015年末接受《60分》節目采訪時說：“中國向制造業投入了巨大精力，他們十分重視培養專業技工，而美國已經沒有那么多專業技工了。”

所有工程師都明白一個道理，當今唯一一種“真正有趣”的工程崗位就是開發能夠生產機器的機器和能夠制造工具的工具。這并不是美國過去幾十年不斷減少的普通工程崗位。

雖然美國的大規模制造業整體都在萎縮，但小規模制造業卻在增長。事實上，美國在定制工程方面表現不俗，很擅長開發“制造工具的工具”。

雖然奧巴馬任期內對高端制造大力支持，但目前還不清楚特朗普是否會延續這些政策。巴西的教訓已經告訴我們，試圖重返傳統的大規模制造時代根本無法達到預期的效果，要知道，就連號稱“世界工廠”的中國都開始逐漸減少這些工作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