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17日，中國足協脫離體育總局管理，在去行政化后，意味著足協內部的結構將會發生重大變化，這些“變量”包括新足協主席的歸屬、足協控股資產中超公司的接盤問題，不過這些變量似乎都指向一個人——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

作為中國足協的最大金主——王健林一直堅持著對中國足球的“愛的供養”，王健林對于中國足球充滿熱情，但作為一個成功的商人也在籌劃著搭建自己以足球為主體的體育帝國，足協脫離體育總局，似乎讓王健林看到了足球帝國“最后一公里”即將完成。

但事情可能還沒有想象中那么簡單，因為雖然中國足協脫離了國家層面的行政化體制，但地方足協仍然身處體制之中，如果王健林“接盤”中國足協，在缺少行政化權力的現狀下，是否有足夠的實力與各地足協進行博弈，仍然是一個大大的疑問。

此外，有體育投資人士向數娛夢工廠表示，按照A股平均估值來計算，如果中超公司可以保持目前的經營模式，那么估值至少要在100億元以上。如此說來，王健林如果要接盤足協在中超公司的股權，那么要至少付出36億元的代價。

燙手山芋——足協主席

在足協主席的新候選人名單中，王健林是目前外界呼聲和關注度最高的一位。不過這個歷史性機遇，王健林或許需要對形勢有清晰的判斷，中國足協是不是一塊“優質資產”？有沒有價值去“接盤”？仍是一個疑問。

目前的足協“去行政化”只是國家層面的去除，地方足協仍在體制內。在中國足協還沒有脫離體制之時，可以通過行政手段來調動地方足協的資源，但在中國足協已經“去行政化”之時，地方足協就沒有必要非得聽中國足協的調遣。

盡管地方足協“去行政化”也是一個趨勢，但業內人士普遍并不認為短期內能實現，理順整個關系至少也要5、6年的時間。

也就是說，“去行政化”后的足協在權力上必然會得到削弱，接任足協主席或者進入足協核心權力層，未必能獲得太多權力上的“實惠”。世界上其他國家包括日本、韓國這樣的東亞近鄰，足協的主要精力并不在聯賽，聯賽主要由專門負責聯賽運營的組織或是公司來運營，足協主要做的事情就是加強青少年培訓體系搭建、足球運動推廣以及組建各級國字號球隊。

如果王健林競選足協主席成功，那么意味著他可能將接手的是一個并無實權和經濟收益的實體，因為中超聯賽等資產是由中超公司或是類似聯賽聯盟的機構來管理。盡管青少年培訓這塊王健林頗感興趣，但迫于難以調動地方足協的資源，那么足協勢必會成為一個“清水衙門”。

而如果王健林不去競選足協主席，那么萬達此前為足協所做的“投資”能否得到回報也是一個疑問，因為足協的權力將會被擠壓。王健林為足協所做的一切，包括獨自承擔馬卡喬的一切賠償違約金將成全這種“愛的供養”，印證作為一個企業家對中國足球的責任感與使命感。

唯一能夠具有決定權的就是對各級國家隊的管理，但這對王健林的足球事業并不會有什么實質性推動作用，因為“萬達出品”的球員擁有馬競這個歐洲的據點，能夠在歐洲賽場證明自己，就根本不用擔心自己在國家隊的位置。之前馬卡喬的“烏龍事件”讓萬達吃了啞巴虧，所以對于直接插手國家隊方面的業務，王健林以及萬達并沒有足夠的興趣。

中超公司的估值

既然去接盤足協沒有什么實惠可圖，那么入主中超公司更為實際。

中超公司的改革也是這次足協“去行政化”的重點。“足協將全部退出在中超公司36%的股份”的呼聲越來越高，據了解，足協是中超公司的第一大股東，其他16家中超俱樂部每家持股4%。多年以來，俱樂部股東對足協在中超公司一股獨大的現狀很不滿，要求足協退出中超公司的呼聲一直存在。而誰接盤這36%的股份，誰就成為中超公司的第一大股東，誰就具備了對中國頂級足球聯賽的主導權。

就在這個輿論風口上，中超公司原總經理劉衛東宣布，辭去中超公司總經理職務加盟萬達體育，成為萬達體育板塊的負責人。多年以來，中超公司總經理由中國足協委任，實際由國家體育總局委任，劉衛東離職被認為是足協與國家體育總局脫鉤的結果之一。

劉衛東這一舉動被外界看作是王健林“接盤”中超公司的信號，但這36%的股份能夠估價多少，非常值得探討。

《中超商業價值報告》顯示，“2014賽季，中超公司年收入4.4億元。”按照目前中超公司的營收模式來看，伴隨著目前版權的“水漲船高”以及中超球市的火爆，中超公司的收入以及盈利狀況會越來越好，是個優良資產。

有體育投資私募機構向數娛夢工廠表示，按照A股平均估值來計算，如果中超公司可以保持目前的經營模式，那么估值至少要在100億元。如此說來，王健林如果要接盤中超公司，那么要至少付出36億元的代價。

接盤的代價

那么問題來了，這36億元到底值不值得花？

足協對中超公司在中超聯賽上的重大事項決定擁有“一票否決權”，哪怕其他所有的股東（中超俱樂部）聯合“逼宮”，足協也可以利用這一票否決權來裁決，這是源于足協帶有行政、組織聯賽這個身份所決定的，接盤者如果是一家公司，那么未必會有這種一票否決權的特權。

沒有了“一票否決權”，王健林就很難通過中超公司這個載體去搭建自己在國內的足球生態體系，因為各大中超俱樂部未必買賬。

由于足協的定位以行政化居多，所以俱樂部在整個商業鏈條中的話語權很低，每家俱樂部難以像歐洲俱樂部那樣可以單獨與電視臺等轉播機構去對接媒體版權業務，完全由中超公司去代勞。

此外，每家俱樂部只有4%的收益也引起了眾多中超俱樂部的不滿，每年幾千萬的分紅在如今的轉會市場上，還不夠購買一名中超級別的明星球員。

各大中超俱樂部都渴望著更大空間的創收之路，其中廣州恒大更是開啟了登陸資本市場的舉措，這意味著為適應資本市場需求，廣州恒大必然會最大程度地進行創收，讓自身的業務模式更加穩定、具備可持續增長的基因，僅僅4%的分紅是這家中超豪門無法接受的。對于中超俱樂部而言，中超公司做形成的收益主要是自己所貢獻的，作為一個平臺的運營者若不是具備一定的行政權力，拿到如此的收入分成并不公平。

更為重要的是，伴隨著中超賽事的火爆，由中超公司代勞的模式已經滿足不了俱樂部的訴求，尤其是以廣州恒大、山東魯能、北京國安為代表的豪門俱樂部，認為俱樂部應該具備更多的自主權有助于創收，將更多的經營自主權收回到俱樂部手中，這樣也和歐洲主流俱樂部、主流聯賽的模式切合。因為中超聯賽已經不再是當年那個扶不起來的阿斗，如今已經成長為備受資產關注的熱門資源，光是四年的贊助費，平安集團就為此拿出了6億元的真金白銀。

將中超公司內的權責進行重新劃分、結構進行重組，會更加符合俱樂部的利益，萬達若直接以36億元的代價接盤，極有可能重蹈卡馬喬事件的覆轍，白花了一筆冤枉錢，最后被各大中超俱樂部“擠兌“。

在歷史上，這并不是足球俱樂部第一次叫板聯賽平臺運營方，早在上世紀90年代末，以皇家馬德里、拜仁慕尼黑、曼聯等14家歐洲豪門組成G14，因不滿歐足聯的盤剝來意圖效仿NBA來打造一個歐洲超級聯賽，從而跳出歐足聯的直接干預，此舉甚至還得到了部分歐盟議員的支持。盡管歐足聯出面平息了這場風波，但也做出了極大的讓步，將歐洲冠軍杯改制成為歐洲冠軍聯賽，并在電視轉播等權益上對俱樂部作出讓步。

中超與其他的娛樂載體一樣，都面臨著平臺溢價空間降低，IP內容的價值被放大，甚至出現迅雷看看這種視頻播放平臺的價值還不足一個綜藝節目的版權費用，迅雷以1.3億將迅雷看看的全部股權轉讓給北京響巢國際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王健林的“最后一公里”

王健林買馬競，以4500萬歐元的代價拿到了歐洲一個很完備的球星“兵工廠”，就最近這三五年的出品來看，“馬競出品”在世界足壇已經是一個品質的保證，僅次于拉瑪西亞那些世界頂級青訓營，阿奎羅、托雷斯、法爾考等球星曾在轉會市場上掀起不小波瀾。

此前王健林的“希望之星”計劃已初見成效，萬達決定今后每年向西班牙輸送30名小球員。到2017年，在西班牙留學的中國青少年足球人才將達180人，萬達每年將提供2000萬歐元的贊助費用。

足球人力資源體系建設上是要放棄國內的球星生產體系，因為現行國內球員培養體系難以適應歐洲發達地區的需求，必須要用一種更為先進的生產方式來從源頭開始培養，所以萬達選擇了將還在成長期的小學生送到西班牙接受足球學習。作為國內陳舊生產體系出品的代表，已經加盟德甲沃爾夫斯堡數月的張稀哲尚未有正式上場比賽記錄，在沒有曝光度的情況下，即便中國市場的購買力有多強大，品牌商也很難在張稀哲身上看到任何商業回報。

如果王健林的這個計劃成行，那么以目前中國足球的生產培養體系來看，未來中國足球市場上最為搶手的球星必然都是“萬達出品”、“馬競出品”，就會出現許家印在購買球員、支付球員工資、開發球員商業價值之時要為王健林付費，一般來說，萬達這種買斷球員青少年時期權益的模式，最終的目的是要在球員成名之后進行收益分成，像C羅就是這種模式下的典型代表。

但這種全歐模式要消耗的成本太高，而且最為樂觀的投資回報期至少要5年，所以如果王健林可以在足協體系拿到更大的話語權，那么將有利于他的計劃“落地”，即可以在中超俱樂部的梯隊或是青訓體系里進行一些基本訓練，算是這種全歐體系的過度階段，這樣可以保證一些基本球員出品，不必把風險全部賭在5年之后。

換句話來說，王健林為了將投資風險降到最低，必須要在足協內拿到更多的話語權，而此時的足協“去行政化”對于他這樣的商界大佬來說，是切入中國足球核心權力中心的最佳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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