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深圳出入境檢驗檢疫局介紹，經其檢驗檢疫的供港食品連續20年零事故。

在2012年6月，香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岳也稱：“香港食品主要依靠內地供應，供港食品的安全率達到了99.999%，這在全世界都是很難得的。”

保證供港食品的絕對安全，一直被視為“政治任務”。2008年，時任蒙牛乳業首席財務官（CFO）的姚同山，在香港對港媒表示：“我們發到香港的產品和出口的產品是一樣的，保證比內地的產品質量更好、更安全。”此言一出，輿論大嘩。

相比之下，近年內地的食品合格率只在90%左右。供港食品安全率為何能達99.99%？網易稱，香港食品安全集中監管模式與更高的安全標準，也倒逼供港食品提升了安全系數。而反觀國內，如果沒有足夠財政投入保障，供港食品監管體制難在內地復制。

一、供港食品安全是“任務”，投入不計成本。

1、主抓供港食品安全工作

據統計，目前香港市場95%的活豬、100%的活牛、33%的活雞、100%的河鮮產品、90%的蔬菜、70%以上的面粉都由內地供應。保證供港食品的絕對安全，一直被視為“政治任務”，國內供應港澳食品工作也一直由分管商務部的副總理主抓。

可以說，在內地多年來幾乎成為食品安全“災區”的情況下，正是因為不計成本的國家補貼和前期投入，尤其是行政資源的大量投入，才保證了供港食品的安全奇跡。在此情形下，國內一家供港豬場內，種豬每天可以享用兩個雞蛋，哺乳期的母豬能喝到魚湯。

事實上，國內質檢部門一直對供港食品安全“緊繃著神經”。據廣東檢驗檢疫局官員透露，自發生湖南毒大米事件后，廣東局要求分支局全面檢測重金屬，特別是廣東供港食品中有米制品，故要求對原料大米檢測鎘含量。據了解，該局每年對供港食品實施細菌、病毒、農獸殘、重金屬、乙類興奮劑等近百個項目風險監控和檢測。

供港食品的超高安全率令內地人羨慕。

2、供港蔬菜基地多設在非工業區內，從源頭避免了污染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全國備案的供港蔬菜種植基地有767個，面積76萬余畝；備案的供港蔬菜生產加工企業237家，主席分布在廣東、云南、海南等22個省份。網易梳理發現，供港蔬菜基地選址嚴格，大多位于無污染、少開發的原生態地區，從源頭避免了風險。

從2007年4月1日以來，供港蔬菜生產必須基地化，種植基地一般要求土地固定連片，土壤和灌溉用水符合國家有關標準的要求，周邊無影響蔬菜質量安全的污染源，有農藥殘留檢測能力。相關機構還對基地施行年檢制度，年檢不合格的要求整改或取消供港澳資格。比如近年多個供港蔬菜基地因查出重金屬污染而被取消資格。

廣東出入境檢驗檢疫局網站曾介紹，廣州一家種植面積2500畝供港蔬菜基地，日產有機蔬菜８噸左右。該基投產于2003年，位于廣州母親河——流溪河的源頭區域：山林茂密，優質天然泉水清澈充沛，空氣自然清新，無任何工業污染，保持著原始的生態環境，是有機種植的理想之地。

位于超市里的供港蔬菜。

二、香港食品監管模式與安全標準倒逼供港食品“更放心”

1、學習香港模式內地對供港食品“集中監管”

當下，國內的食品安全，由食品與藥品監督管理局、國家質檢總局、農業部、衛生部、工商總局和商務部等分管；號稱“九龍治水”，實際上卻管得一塌糊涂。而對于供港食品，則設立了獨立的監管體系：從生產、運輸到出關，全程由出入境檢驗檢疫部門監管；商務部只配合做供港食品生產基地備案與資質審查。

這一做法，正是借鑒了香港對食品安全“集中監管”的經驗。2006年5月，香港特區政府成立了食物安全中心，由香港食物環境衛生署管轄，全權負責食品安全，由于職責明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中山大學碩士論文《供港食品安全監管模式研究：以深圳為例》披露，訪談中深圳檢驗檢疫局工作人員表示，之所以供港食品如此保險，是因為一條龍檢驗，從“注冊、監管”實現一條龍服務，堪稱無縫隙監管。但這種監管成本入不敷出，檢驗人員多為精力透支。此外，對供港食品安全方面，“大家坐在火上口上，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誠惶誠恐。”

2、香港食品安全標準倒逼供港食品更加安全

事實上，由于香港對食品農藥殘留、重金屬污染等均實施了高于內地的安全標準，進一步倒逼供港食品提升安全系數。

2014年8月1日，香港歷時5年制定的《食物內除害劑殘余規例》實施。該標準極為嚴格，對584種（類）食品農產品中的360種農藥制定了7083項殘留限量標準。浙江檢驗檢疫局食品安全監管處處長王志剛認為，雖然香港《規例》最大限度采納了內地農藥標準，但仍有86%左右的限量標準內地沒有制定，從而導致供港食品農殘超標的風險大大增加。此外，香港的農藥殘留標準甚至嚴過日本，以西蘭花為例，這次香港《規例》要求農藥吡蟲啉的殘留含量限值是0.5PPM，要求比日本足足提高了10倍；為保證浙江供港西蘭花符合香港安全標準，當地已要求西蘭花農藥不再選用含吡蟲啉等農藥，而采用香港《規例》要求相對寬松的氯蟲酰胺和噻蟲秦。

三、沒有足夠財政投入保障，供港食品監管體制難在內地復制

1、內地食品安全工作經費往往不能充分保障

國內食品安全研究人士多認為，供港食品安全的獨立監管體制，依賴于大量財政投入與足夠的監管人員；相比之下，國內不少蔬菜批發市場只能對進行個別農藥殘留的速測，無力購買動輒數百萬元的重金屬含量檢測設備；監管檢測機構也只是進行個別抽檢制，抽檢率遠遠低于供港食品

國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心博士鐘凱介紹，供港食品要實施大規模的監測、監督、流通等工作，這種支持如果不能持續地由政府無償提供，則成本需要由居民承擔，最終銷售價格會迅速增加。

供港生鮮與內地生鮮售價對比（圖片來自《財經》）。

湖北一名基層食品安全檢測人員也曾撰文稱，內地食品安全工作經費往往不能充分保障，巡查及檢驗檢疫“缺米下炊”；人力不足，一個十幾人的縣級食藥監局要監管一兩千家餐飲單位，一個五六人的工商所要監管幾百家食品店，往往力不從心；人員素質不高，難以勝任一些有技術含量的快速檢測工作。

2、國內食品可追溯體系建設遲遲未有突破

為實現供港蔬菜全程監管，近年粵港聯合開發了供港蔬菜電子卷標監管溯源系統，確保供港蔬菜安全和溯源追蹤。網易《熱觀察》注意到，食品可追溯體系被公認為是預防食品安全風險的“有力武器”，國內一直有學者在呼吁推進，卻遲遲未有大的進展。

一個完善的食品安全追溯體系能夠理清生產環節各相關主體的職責，明確管理主體和被管理主體各自的責任，并能有效處置、追蹤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正確定位問題責任方，從而建立有效的食品質量安全監管體系。

但在內地全面推行可追溯體系還需要解決成本誰買單的問題；此外，不同部門的追溯代碼不一致也易造成“混亂”，比如農業部門的條形碼和商務部門規定的條形碼不完全一致，可能出現一件商品有幾個代碼，給追溯過程帶來障礙。